墨尔本封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之一。
随着病例数下降，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区采取了其他措施来限制COVID-19的传播。
因此，在缺乏可靠的COVID-19治疗方法或者没法获得疫苗的情况下，封城仍然值得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证据，还需要道德来决定哪些因素应该在我们的决策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而其中一些因素并不那么明显。
我们如何衡量COVID-19带来的影响?
显然，在衡量COVID-19的影响时，病例和死亡是相关的因素。但有病例不一定是“坏的”。虽然估计数据各不相同，但约有40% - 45%的病例无症状。而且不会死，这很重要。
死亡是坏事，因为它剥夺了我们本来可以拥有的生命。但如果你早死一秒，这并不是特别糟糕。从伦理上讲，重要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失去的生命。
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在昏迷中多活20年，这很难称之为胜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多年（质量足够）好的生活。
为了挽救生命我们需要付出多少？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拯救一条生命的成本是无关紧要的。但我们的资源有限。
所以，“质量调整寿命年”或称为QALY的概念让我们可以给生命标价，或者至少是衡量我们将花多少钱试图拯救一个生命。生命的一年可以根据质量进行了调整。一年完美的生活质量是1，昏迷接近0。
什么是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
这一观点引起争议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它认为身患残疾的一年价值较低。
然而，我们挽救了多少生活质量是有关系的。在疫情之前，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支出一般不超过5万澳元每QALY。
在3月底，美国的经济学家估计，大规模的新冠COVID-19措施，如封城，每QALY的成本在7.5万美元到65万美元之间（约10.2万到88.8万澳元）。
澳大利亚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t）表示，迄今为止，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在QALY项目上的花费超过了我们通常的标准。
即使澳大利亚的强制封锁真的是避免最初预测的15万人死亡的唯一原因，计算出来的每条生命挽救的价值仍为200万澳元。如果那些可能死亡的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即使他们的预期寿命还剩下大约10年，每个高质量寿命年仍需要花费20万澳元，这大大超过了政府通常准备为挽救生命的药物支出。
但评估封城的成本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还必须权衡不实行封城的潜在成本。
封城的一个目的是保护卫生医疗系统不被拉扯到极限。如果疫情升级失控，我们将失去更多生命，人民将承受巨大痛苦，社会稳定将面临严重风险。在寿命年和经济损失方面的成本将是惊人的。
初步数据似乎也驳斥了公共健康和经济健康从根本上相抵触这一观点。在中期，一种控制良好的病毒可能会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如果封城是实现控制的唯一途径，那么它在经济和健康方面都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有其他对经济损害较小的有效卫生措施，那么它们将是可取的。
我们该如何计算每次封城的成本呢？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和困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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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的另一面
虽然封城可能会限制我们接触COVID-19，但它也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害。
在禁闭状态下，我们不太可能因为不太紧急的问题去寻求医疗保健。目前癌症检出率远低于预期，这可能导致可预防性死亡人数上升。
自杀、酗酒、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和家庭暴力的增加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们可能不知道封锁一段时间会造成精神和社会损失。但我们应该尝试在评估中包括这些影响。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缩短生命，或显著降低生命质量。不良的社会后果会影响几代人。
能够实现相同目标的廉价替代选项有哪些？
我们不应只是将封城和无所作为去类比，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策略进行权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旦数字可控，其他政策可能如何取代封城。
尽管韩国大力推行的追溯计划引起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但它针对的是社交距离，将死亡人数控制在目前的370人左右。
冰岛、越南、新加坡和台湾采用了大规模检测、接触者追踪等方法，并严格实行自我隔离。在新加坡，违反规定会被处以最高6个月的监禁。
诚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代价高昂的错误。例如，新加坡允许回国的公民与其他没有被隔离的家庭成员一起隔离，这导致了部分地区封锁。不过，这些国家似乎已经能够重新获得疫情控制权。
即使替代策略和封城所拯救的寿命年数是相同的，这些替代策略如果执行得好，就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们在经济、社会和失去的自由方面的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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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重视的价值是什么？
使用质量寿命年QALY作为衡量结果的方法面临着强有力的批评。通常，最大化QALY与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过上最长、最好的质量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
想象一下，一名医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将最后一张ICU病床给一个30岁、身体完全健康、有两个孩子和一份工作的人，还是给一个85岁高龄、痴呆严重、认不出自己或家人的人。
质量寿命年极大化的方式是救30岁的人；如果你更倾向于平等，那就投硬币吧。新冠疫情迫使我们在是否所有的生命都同样有价值，或者都同样值得拯救的问题上去做抉择。
然后是公平或正义（或哲学家所说的“应得”）。年轻人的生活不如老年人舒适，但会有更多未来。他们死亡的危险更低。然而，在疫情期间，他们不得不在生活质量上做出重大牺牲，无论是通过失业、失去机会还是减少流动。如果我们看重“应得”，就会认可年轻人应该受到青睐的想法。
这把我们引到了自由的价值。封城、宵禁以及限制行动自由、结社和抗议可以说是最严厉的限制措施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有节制地、局部地、为特定目的使用这一策略。
这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为了回答封城是否值得，我们需要就如何评估结果（病例、生命、生命年损失、QALY）以及其他重要的伦理原则（平等、自由、应得）上达成一致。
正确的策略会有所不同。一个短暂、急剧、早期的封城可能会消灭病毒，让每个人的生活保持正常和保护经济。当卫生系统受到威胁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封城；这可能会防止所有疾病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封城为建立其他更细腻的系统提供时间，以便有效地施行措施，这点也是有价值的。
但封城是解决问题的一剂猛药。对目前大多数国家来说，其他策略可能对社区更有价值。
作者：Julian Savulescu是默多克儿童研究中心（Murdoch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生物医学伦理客座教授、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杰出客座教授和牛津大学Uehiro实践伦理中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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