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新南威尔士州的七万七千名考生收到了他们的HSC成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需要起床就可以看到结果，因为成绩会首先以短信或者电邮的形式发放，然后才是书面的成绩单陆续到达。
而在这之前一天，各个单科的状元名单已经出笼。悉尼晨锋报甚至在更早一天推出了专栏文章“What happens after you get a disappointing HSC result”，为即将到来的HSC放榜吹风，我理解的文章主旨就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口号：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高考，这个大多数年轻人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大事件，还是就这样如期发生了。
说起高考，对于很多从中国来到澳洲的第一代移民来说，2017年其实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尤其是12月。40年前的1977年，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并于当年的12月举行了第一次考试，当年应考的有570万考生——2017年这个人数达到了940万。
因为是关闭了11年之后重新开启的高考大门，当年考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13岁到30多岁，这些人可能来自山村，工厂，矿山或者营房，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找到一本用来复习的课本。那一年他们中有5%的人被录取，这5%的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这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组织者虽然仓促，参加者还心存盲目，但是这个高考终归是标志着改变，意味着希望，普通人实现阶层流动的通道再次被开启；那些考不上和没有动过考试念头的，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点一点看见了当初的选择不同，带来的迥异人生。
1977年上海恢复高考时的情景 Source: Supplied
时光荏苒。
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的高考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成绩还没有出来。虽然这个暑假是高考结束后一个真真切切的清闲暑假，但是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放榜的日子临近了，我的好朋友在全省的高招办托了关系，可以第一时间帮我们查询成绩，而不必等到成绩发送到学校。临近放榜那几天，我每天心神不定。电视里播放着暑期档回放的热门电视《我爱我家》，全家人在宋丹丹的京片子里笑得前仰后合，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第一个冲过去接了电话，是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得到的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比我预估的高考总分足足高出20分！
我心情压抑地回到电视机前，我那大大咧咧的妈妈一点儿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全家人继续嘻嘻哈哈地看电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独自失神，觉得前程一片灰暗，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家人说。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电话铃又响了，我一点儿也没有心情接电话，是妈妈一边乐，一边走过去接了，然后我就听到妈妈在说我的高考成绩，原来是我的分数也被打听出来了——居然，正好是录取线的分数！
我压抑了半个小时的心情猛的一松，上去抱着妈妈的脖子，哇的一声哭了。
那是高考恢复之后不到20年的功夫，中国的高考已经成了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局面。从进入校门的第一天起，我们的人生目标就被设定是高考；从中学开始，我们就没有了体育，音乐，和美术等所有“没有用处”的课程；我不会做饭，也不用做家务，读课外书更不可能，金庸小说我都是包着物理书的书皮偷看的。我的同学们也和我差不多，任何一点儿可能的时间，都会被父母或者老师叮咛：快学习去。
即使我工作之后很多年，遇上有压力的时候还会梦见高考。我还记得我在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一刻，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心中漾起了迷茫：高考结束了，那我的生活的目标在哪里？
2016年某考点的霸气标语 Source: Supplied
时间来到2017，今年我的大女儿参加高考，而且今天是迎来结果的日子。
昨天晚上女儿有点儿心神不宁。考试那两天她有点儿小状况，她认为自己是没有发挥好的。虽然说HSC的考分只是最终成绩的一部分，但还是不能免去她觉得功亏一篑的失望。
幸好这小小的不快马上就被随之而来的各种派对，出门旅行，以及找工作打工这样的忙碌冲散了。
今天早上6点刚过，女儿就冲进我的房间报告喜讯，每一个成绩都达到了她的预期——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灌输的观念，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就好。
然后女儿就去和她的同学们去各种聊天感慨了，我几乎插不进话去。电话里听到她的同学说凌晨三点还睡不着觉——可怜的孩子，谁说澳洲高考没有压力？
我总是说，澳洲的轻松教育是一个表象，它只是不鼓励外来压力的逼迫型学习，但是对于一个有自己有目标的孩子来说，压力一定是有的，但是这种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动力。
（下一期我再具体谈谈，澳洲高考的压力和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只是今天，我欣慰地看到女儿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结果，拥有了她可能拥有的选择。这几乎是一个考试可以拥有的全部意义。
它不能占据生活的全部目标，不能否定人生的全部可能。
我很庆幸，在澳洲这个地方，高考终于找到了它应该有的定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也仅仅是一个考试而已。
2017.12.14（文/虞美丽专栏文章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