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之路举步维艰，工资盗窃维权为何这么难

对临时签证持有者来说，工资盗窃屡见不鲜。然而即便有法律意识，要在澳追讨回自己的合法薪资依旧困难重重。2021年7月1日起，维州成为全澳首个将工资盗窃归为范围的州，这将成为雇员维权的新起点。

A new report says many workers are being underpaid, with migrants especially vulnerable. (AAP) Source: AAP

7月底，墨尔本的会计专业毕业生Jane决定与自己的前雇主庭外和解，放弃追讨6,596.80澳元被克扣的工资。此时距离她第一次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举报自己工资被克扣问题时，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月。

 “很不甘心，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发出和解邮件后，Jane翻着手边一叠法院材料说到。 

2020年10月份，刚毕业的Jane在网上看到一家墨尔本本地会计事务所的招聘广告。

通过与该会计事务所老板在微信上的交流后，Jane开始了她毕业后第一份会计助理的工作。

无薪工作近3个月

从2020年10月26日至12月11日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每周一到五，Jane从早上10点工作至下午6点，和全职的员工一样。而且，不能准时下班是常态，甚至有时在周末还有工作内容。

本着初入职场，多学习的心态，Jane接受了老板最开始提出的无薪要求。

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Laurie Burg表示，很多临时移民担心自己接受雇主提出的无薪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就会使自己失去追讨合法工资的权利。“但其实受雇人接受这样的条件并不违法，依旧可以追讨自己的合法工资，支付合法工资是雇主的责任，” Burg教授说。

Thirty per c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backpackers earn $12 an hour or less, researchers say. (AAP) Source: AAP

Jane表示，她接受无薪是因为老板在招聘时表示，这个岗位有望转为全职：“她（前老板）说，看具体表现，之后可以转正”。可是到2020年12月底，Jane问起职位安排，老板的回答依旧是“好好表现，争取赶紧转正”。

“11月拖到12月，到了12月她（前老板）又说等到圣诞节后，”转正遥遥无期，让Jane萌生了退意。离职前，她想要向老板讨要回自己10月底至12月的工资，等到的回答却是，只有转正才有薪资。

在澳洲的临时移民群体中，被克扣工资或者被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的情况近乎猖獗。

Berg教授在2019年针对国际学生劳工的研究中表明，在澳洲，将近1/3的国际学生每小时收入低于12澳元，只有法定的临时雇员（casual）最低工资的一半。

而其中，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处境尤为恶劣。

几乎一半的中国留学生每小时收入低于12澳元，Laurie教授说。

“只有非常少的临时移民会出来控告（工资盗窃），即便控告了也很少寄希望于真的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Berg教授表示。

她在研究中指出，除了特殊案例，通常临时移民在关于他们自身的公共辩论和政策制定中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只在澳洲短暂停留，生活在澳洲社会的边缘，因为语言或签证等问题，害怕公开谈论自己的工作条件。

然而，即便是少数有条件且愿意站出来维权的临时移民，也会发现这条道路充满了阻碍。

Jane就是极少数决定站出来的临时移民之一。

她辞职之后，立即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寻求帮助，想要追讨回自己的应得的薪资。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追薪这条路比她想象得更为艰难。

工资盗窃举报系统，系统性失效

12月底，在向专员署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后，在督察员的帮助下，Jane向自己的前老板发出了第一封邮件，要求对方支付薪资。

然而，她的前老板没有回复邮件，反而通过微信向Jane表示了愤怒。沟通失败后，专员署方面再次向Jane的前雇主发出邮件，却依旧被无视。

至此，专员署向Jane建议，通过法院来解决争端。

The Fair Work Ombudsman says last financial yea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visa holders were helped with workplace disputes. Source: AAP

Laurie Berg教授认为，目前的劳工法和整个系统在帮助临时移民争取合法工资上是无效的（broken）。

很多并不着意于硬要拿回工资的举报者，在走到这一步时基本就放弃了。

但是Jane却觉得，无论如何要给自己挣一口气，铁了心要打这个官司。

为了在法院立案，Jane拉着自己男友，花了2个月在业余时间找证据，写材料，来佐证自己的实际工作时间和内容。

两人将材料递交到法院后，却不想法院并不受理。后来Jane才得知“家边上的法院不受理工资盗窃类的案子”。

通常，在澳洲，工资盗窃案主要由初级法院（Magistrates' Court）进行审理。

可是毫无法律背景的Jane，最初甚至无从了解不同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都是不同的。

而这堂法律课才刚刚开始。

讨薪路上，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找对了法院，中间材料还被退回来过一次，文件细节都是重新补充过的，来来回回一直折腾到5月份，”Jane说，“现在想想，材料写得还不够好”。

2021年的6月，Jane终于拿到了期待已久的法院案件编号（case number），她觉得自己终于能讨回一个说法了。按照流程，接下来她需要将起诉状副本与传票直接送达到被告手里，直到被告亲手接收后，才能继续诉讼。

Jane觉得光在立案上就浪费了太多时间，为了保险，她决定找一个职业的见证人帮她送传票，确保她的老板无从抵赖。

这类见证人专业的说法是传票送达员（process server），需要通过专业的资格认证才能从业。这次Jane先在上网进行了研究，她发现警察局的高级警长（Senior Sergeant）拥有这项资格认证后，就直接前往家附近Box Hill的警察局，希望请该局的高级警长帮忙。

我到警察局说出我的要求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很好笑。

警察局的工作人员毫不意外地拒绝了她。 

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看似荒谬决定，Jane连说了几个“我不知道”。独自在异国他乡，想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拿回属于她的劳动所得，整个过程对她来说实在太过复杂。半年的时间已经消耗了她太多的精力。 

“整个系统是不灵的，它要求受雇人举证证明自己被少付了工资，而不是让雇佣者证明自己确实付了合法的工资，”Berg教授这样说。

“我自己后来想想也挺（好笑），”Jane说。被拒绝后，她重新上网，专门花了140澳元雇了一位传票送达员（process server），带着3位见证人，把起诉状和传票送到了前老板手里。

Worksafe has charged the Department with 58 breaches of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Source: AAP

一周后，当Jane像往常一样查看自己公寓的邮箱时，发现了一个澳大利亚邮政（Australia Post）袋子包装的邮包。打开一看，自己上周寄出的文件赫然在列。

“我花了140澳元这么郑重地寄给你，你就给我套了个袋子寄回来了，”Jane感到愤愤不平。

她重新翻看文件时发现，她的前老板请了律师，将她起诉状上的申诉逐条驳斥了。

虽然生气，可是这也没能让Jane退缩。

“我就想，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走到这一步了，我也有证据证明我们的雇佣关系，我不差（上庭）那一步了，”她说。

无奈放弃

Jane找到相熟的律师，想咨询如何打赢这个官司。

“他（律师）直接告诉我赢不了，”她无奈地笑了。

律师告诉她，涉案金额太小，光每小时律师费都要超过480澳元，就算赢了案子也是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证据薄弱也是此案难赢的重要原因。

Jane没有与前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上，双方也各执一词。所有上诉材料都是Jane和男友自己写的，虽然花了很多功夫，可放到专业律师面前，依旧是错漏百出。

一路闯关走到这里的Jane，第一次真的被难倒了。

新法案生效，只是一个开始

今年7月起，维多利亚州最新的反薪资盗窃法（wage theft laws）生效。雇主故意少付雇员工资是一种犯罪行为。

违法个人最高可判处10年的监禁，同时还将面临超过21万澳元的高额罚款，而违法公司的罚款则超过100万澳元。

“这绝对是个进步，”Berg教授表示，“这是犯罪，首先就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前雇员从雇主那里偷钱是犯罪行为，现在雇主从雇员（那里偷钱）也是犯罪行为，更平等了”。

另外，该立法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法定机构——维州薪资监察署（Wage Inspectorate of Victoria，WIV）。

Berg教授表示：“（这个机构）在工资盗窃调查上拥有更多资源，因为目前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帮助临时签证持有者。”

维州薪资监察署署长Robert Hortle表示，向检察署举报时，举报人可提供任何能证明自己被少付了工资的证据，包括工资单，合同，银行流水，考勤单，各种短信和邮件纪录等。

“但即便你没有以上证据，我们依旧有可能会调查你的案子，” Hortle先生表示，他们鼓励每一个认为自己被少付工资的人都积极举报。

Sidee loo helaa taageerada Legal aid oo bilaash ah Source: Getty Images

与专员署相比，监察署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利。他们有权通过进入企业场所，申请并执行搜查令等方式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盗窃薪资罪。

针对非英语使用者，监察署也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进行沟通。

Berg教授表示，“我不认为这（该法案）是一劳永逸的，它不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这绝对是个进步”。 

她认为，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系统，也许是一个工资盗窃审理庭（wage theft tribunal），来帮助临时签证持有者用更快，更省钱，更简单的方法拿回属于他们的工资。”

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应该提高国际学生签证的工作时长（每周20小时），这样国际学生就不会因为担心超过合法工作时间被取消签证而不敢控告工资盗窃了。

今年，澳洲政府对部分留学生放宽了限制，在酒店业和旅游业工作的国际留学生将不再受工作时长的限制。

另外，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与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达成了一项保证协议（Assurance Protocol），“签证持有者在向我们寻求帮助时，无需担心他们的签证会因为违反与工作相关的签证条件而被取消，” 专员署发言人表示。

临时签证持有者维权之路还很漫长

得知新法案生效的Jane却没有那么兴奋了，7个月漫长的维权路已经让她筋疲力尽。

“我没有钱打官司了，” 尽管不甘心，她依旧只能无奈选择庭下和解。

这并不是她做过的唯一一份没有支付她合法工资的工作。”Jane说，“要举证谈何容易”。

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没有永久居留权，语言障碍等问题，让临时签证持有者在澳寻工屡屡受挫。

而控告工资盗窃复杂的流程和巨大的成本，都让无数临时签证持有者依旧在默默忍受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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