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说法
联盟党政府缩小了性别薪酬差距。
结论
具有误导性。联盟党政府任内性别薪酬差距缩小，但专家称差距缩小背后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工党推出的工作场所公平法。
但她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尽管自联盟党2013年上台以来，男女薪酬差距的确有所缩小，但新政府的政策对差距缩小作用有限。几位专家告诉AAP FactCheck，薪酬差距缩小背后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前工党政府在任时开始生效的《工作场所性别公平法（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ct）》。
在AAP FactCheck联系佩恩参议员的办公室了解她说法的依据时，对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莫里森政府将性别薪酬差距缩小到了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11月时为13.4%。目前差距的数字为13.8%，比起2013年工党离任时要低3.6%。”
性别薪酬差距是指。在澳大利亚，这一差距是用比较各行各业男女平均每周全职工作的普通薪酬计算得出（请见表2）。其结果以百分比的方式显示，来反映男性薪酬平均高出女性的比例。
截至发稿时，所以佩恩参议员这一点说得没错。该机构还发布了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AAP FactCheck用澳大利亚统计局经过季度调整的收入数据复制了这张图表，并拉长了图表的时间范围，让它可以追溯到2000年。
澳大利亚的性别薪酬差距（%）
数据显示，性别薪酬差距在2020年11月创下13.4%的最低水平。2021年5月这一差距升至14.2%，到2021年11月。
Source: AAP Factcheck
因此，佩恩参议员说性别薪酬差距在新冠疫情前曾达到13.4%也没有错，但她说是联盟党政府缩小了差距，这种说法却并不是那么清楚。
三名专家告诉AAP FactCheck，过去十年性别薪酬差距缩小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法律要求雇员在100人或以上的私营企业（第5页），包括劳动力性别组成、男女雇员的薪酬差距和性别歧视的情况等。
（简称GIWL，该研究所是吉拉德女士创立的研究和宣传机构，总部位于）称，自2014年上报的要求制定以来，性别薪酬差距稳步缩小，扭转了2007到2014年该差距扩大的趋势（第10页）。
“该法律新出台时，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进行的上报是对薪酬不平等敲响了警钟，很多组织首次看到自身存在的薪酬差距。但是这些差距没有对外界保持透明度，而且法律规定最低标准的要求很低，所以只有有限的压力让各组织继续推进，” 格兰尼博士在电邮中表示。
“你无法在一开始没有计算的情况下量化地监测指标的变化。所以我‘完全认可’这项法律，特别是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她在电邮中向AAP FactCheck表示。
不过库利克教授也指出，上报的要求也造成了性别薪酬差距方面的从众心理，导致一部分组织只想“随大流”和避免表现垫底。
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的主任杜肯也是。他说，2012年的立法是澳大利亚男女薪酬差距缩小背后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自该法律出台以来的确有所进展。进展相对缓慢，但的确是有的，”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样告诉AAP FactCheck。
杜肯教授说除了2012年立法的影响，公众对工作场所多样性的态度和企业对自身的期望也有所改变。
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在中（第4页）提出了四项加快推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主要建议，其中一项的建议是：在雇主而非行业级别公布性别薪酬差距的数据。
2018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MIT）大学ABC事实核查小组。核查认为总理的说法是在“贪功”。
结论
佩恩指出性别薪酬差距在联盟党政府任内缩小这一点没错，但是称改变主要归功于她所在的政府是在误导民众。
多位专家告诉AAP FactCheck，2012年的《工作场所性别公平法》和因其成立的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是差距缩小背后的主要原因。这一法律是当时的工党政府推出的，却受到联盟党的反对。其他工作场所的压力和行业改变可能也导致了差距缩小，但其中都没有联盟党政府的直接功劳。
具有误导性 – 这一说法部分正确，但也存在表达不正确、脱离背景或遗漏的信息。
来源：AAP FactCheck
